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腐败案被公之于众，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精英高校陷入招生舞弊案。马萨诸塞州的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起诉了50人，其中包括好莱坞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女演员洛莉·路格林、还有著名时装设计师莫辛莫·贾恩鲁里以及多名企业高管。嫌疑人涉案的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这些钱用来贿赂考官，让其子女在考试中舞弊，或者贿赂高校的体育教练，让学生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高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起美国招生舞弊案还涉及两个中国家庭，其中一个中国家庭贿赂的金额高达650万美元，另一个家庭贿赂了120万美元，远高于其他涉案家长支付的金额。
此事在美国发酵了很久，人们热衷于探讨其中的名人丑闻。不过，这也引起了不少美国人对美国精英大学招生机制更大的反思，以及反思这些现象背后所牵涉的阶层固化和精英再生产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制度不过是精英统治的游戏？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前招生主管Jason England在Vox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仔细反思了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美国大学有一个“提前决定”
（ED）
的录取程序。这种录取程序比一般的录取早几个月进行，针对的是那些对目标学校非常明确的申请者。而且，用此途径的学生只能申请一所开放“提前决定”的学校，一旦被录取，就必须入读该校。
对于大学而言，这样能保证该大学的入学率，而入学率会影响学校的排名。此外，这也保证了大学的学费收益率。这样还能让顶尖的大学提前锁定优秀生源。Jason England特别讨厌这个制度。因为对于学生来说，选择“提前决定”意味着该名学生有着熟知这套申请流程的私立高中顾问，这样能在申请大学时领先一步。而私立高中的学生往往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在暑假里到大学进行校园访问，而且他们也不需要等待奖学金的援助。
考试作弊和贿赂体育教练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在这样的案件被揭发之后，公众的反应是非常愤慨的。但是，私立高中的入学顾问和老师的帮助，在公众的眼里却是正常的。Jason England认为，这同样是不公平的。
Jason England以他当招生主管的经验告诉我们，招生主管往往难以拒绝来自私立高中的申请人，因为私立高中的教育质量更好，学生的SAT分数更高，还有精心设计的推荐信对他们的吹捧
（其中陈词滥调有：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勤奋、领导力、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探索欲十足、是我xx年来教过最优秀的学生）
。然而，在公立学校的推荐信里，他们的推荐人其实并不太认识所推荐的学生。
许多顶级私立学校还会“操纵”他们的学校档案：比如说，申请人的成绩排名在前5%到10%，但是学校会写成申请人的成绩排名在前10%。这让招生主管无法判断到底具体排在前10%的前面还是后面。还有一些私立高中根本没有提供成绩，只会用陈词滥调来替代。
理论上，招生主管重视一个学生未来的价值、申请人和大学之间的适合度、与该大学的价值观契合、有着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对社区的责任心。但是在现实里，这些都不如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班级的等级以及是否是私立高中重要。
精英大学尽管是非营利组织，但是它们有着一颗企业的心，当然更倾向于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尽管考试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会比考试分数低的学生能成为一名更好的公民。而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与家庭收入和家庭教育水平有着相当大的联系。
Jason England想起他当招生主管的最后一年，他面试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经济萧条地区的女学生。她出身于工薪阶层，父母都没有高等教育学位，但她的课外活动表现很好。不过，她的SAT成绩比Jason England所在的学校的中位数低了七十分。
在面试中，Jason England被她回答所展现的思想深度、谦逊的幽默和批判性思维所打动。Jason England在招生委员会上慷慨陈词极力推荐这位学生，他认为她只是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不然她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幸的是，在委员会的投票中，5票反对，4票赞成，这名学生并没有被录取。
Jason England还认为，在美国大学招生录取中，富裕的白人男性比女性的机会更多。在体育特长生的招生中，这一点便可体现出来。有一个强大的D-III体育项目对于一所大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给学生以凝聚力。而且，理论上来说，这些运动员毕业后可能会进入更有利可图的领域，也可能捐钱回报学校。
不过，女性运动员并不受瞩目，所以即使她们有足够的实力，也经常要通过常规的录取渠道录取。而黑人运动员也经常被推到传统的招生委员会中，为了完成增加录取种族多样性的表面功夫。这使得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名额中，为更多的富裕白人男子留下了位置。
耶鲁大学
Jason England还抨击了美国大学的排名制度。他认为，理论上，学生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优势和兴趣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自己？想去什么大学学习什么特定的课程或参加什么学生团体？这所学校为什么需要自己？大学的特性与自己的兴趣的契合度远比大学排名重要得多。
事实是，至少一半的精英大学的大一新生是完全可以互换的。许多招生主管也不知道哪些候选人更具有资格，更不清楚谁将会在这所大学的课堂上能找到归宿。因为美国大学入学的标准相对主观和灵活，这也导致许多人可能都会达到招生主管想要的标准，这增加了录取的模糊性。
此外，我们很难让任何人承认自己出生和环境所带来的好运。Jason England认为这破坏了美国梦的关键：自我奋斗的神话。这个神话让那些富裕的学生根本没留意到自己家庭本身带来的好运，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奋斗来的。若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找替罪羊
（黑人偷走了我的位置）
。而作为一个社会，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保证富人学位证书的制度。若事情进展不顺利，他们自然会怪那些“妨碍”他们获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人。
精英大学意味着什么？Jason England 认为，“其实精英大学并不反映你作为一个学生的价值”，精英大学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带来的社会资源和经济网络，其中包括医生、律师、高级经理等精英社交圈子，这些社会资源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是极具意义的，因为这能真正的让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手段。不然，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精英统治者的游戏。
面对着实现阶层流动的责任，作为一个招生主管，Jason England回忆道，他的目标是去客观评估每一个学生。但是，面对着数千名申请人，在连续16小时的工作日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失去方向，因此，只责怪招生主管是很不公平的。
Jason England很担心这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因为这个游戏明显有利于富人和强者，这也是美国社会的延伸。精英大学满足于赚钱，而这些优秀的头脑们只会为社会的健康付出代价。Jason England表示，虽然他对现状很悲观，但是他的希望是乐观的，他希望这些精英机构能重新思考招生和教育的目的，改变他们的招生流程。
保护美国精英“特权”的招生制度是如何来的？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美国精英大学保护并偏袒富裕白人学生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在四百多年前哈佛大学的首届毕业典礼上，我们会发现，九名毕业学生清一色是白人男性。他们获得学位的顺序不是根据年龄、成绩、奖学金或首字母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他们的社会等级来确定的。
在这些学校的创办早期，富裕的白人学生不仅在入学方面享有特权，他们也是基本上唯一被考虑录取的人。到19世纪末，大学校园里一般都是由私立高中的毕业生组成。在哈佛大学最初成立时，他们以学生的性格和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熟练程度作为录取标准，这种录取制度非常主观。
耶鲁大学1880年的橄榄球队完全由白人男性组成。图片来自美联社。
在1892年，由于社会对大学研究学术的期望激增，James Jay Greenough曾在当时的《大西洋月刊》里撰文道，他希望哈佛大学能测试候选人有关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英国古典文学、代数和平面几何、物理学、古希腊罗马或现代英格兰和美国的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测试很大程度上拒绝了那些无法参加预科学校的学生，而富裕的白人基督徒男子继续垄断了入学名额。
的确，因为有了学术水平测试，有一些低收入学生开始考上哈佛大学，在1933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Russell T. Sharpe介绍了哈佛大学的管理者如何找到解决贫困学生的财务问题的方案。哈佛大学的第一个奖学金在1643年设立。在1838年，学校建立了一个私人学生贷款机构，提供零息贷款，以支持有能力却贫困的年轻人。这种想法很快传播到其他院校。
到20世纪初期，精英大学首次向公立学校的学生敞开大门，并规范其录取标准，招进了大量新人。校园里的犹太学生的人数飙升，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犹太人占哈佛大学学生总数的21%，占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总数的40%。此外，这些精英大学里开始有着越来越多有爱尔兰、德国和东欧背景的新生。
当时的哈佛校长罗维尔
（A. Lawrence Lowell）
并不愿意在校园里看到种族的多样性，他努力把自己的偏见编入学校的政策，比如禁止黑人进入新生宿舍和食堂，并提出一个新的比考试成绩重要的招生标准，这包括了出生地、家庭背景、运动能力、个性等。在这个新标准的报告上，他们说这个标准是“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平等机会政策”。但有了这个弹性的标准，招生主管就可以借品德之口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而美国大学招生的这种种族配额模式，也影响到了现在。近两年，哈佛等名校开始限制用这种弹性的“玻璃天花板”限制亚裔入校，这也引起了美国亚裔的抗议。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如果入学标准的优点是基于学术能力测试，这也许导致了招收了错误的学生，那么解决方案就是改变优点的定义。” Malcolm Gladwell在2005年《纽约客》这样写道。现代的美国大学招生较为弹性的录取制度就诞生于此。
这个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倾向于富裕的白人学生，他们受益于“家族遗产”
（即对校友子女优先录取，他们通常是富裕白人）
、“体育特长生”、“家族捐赠入学”等许多有别于标准学术能力测验的招生政策。基于同样的政策，弱势群体因为其不能承担私立高中的学费，得不到学校顾问的建议，他们的父母也没怎么受过好的教育，更加难以上这些精英学校。
直到现在，虽然据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Harvard Crimson》进行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哈佛学生是非白人学生、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女性、超过一半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但是这种制度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家族遗产”
（Legacy）
的申请人的入学率是非“家族遗产”入学率的五倍。而且，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白人学生，占新生的15%以上，而这只占美国人的5%。
而对于贫困的学生来说，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在大萧条期间，学校曾努力给予学生许多支持，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财政援助也给予里许多退伍军人上大学以支持。但是，随着贷款制度不断发展和变异，现在许多低收入的学生面临着负债读名校，未来却可能破产的危险。
我们如何让寒门出更多的贵子？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Evan Gerstmann在《福布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常春藤名校是走向财富和成功的条件，而贿赂舞弊上名校的学生家庭本身就很成功，这似乎很奇怪。据《华盛顿邮报》调查，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学校的同龄人。“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10年后的年均收入中位数超过7万美元，对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中位数大约是34000美元。”“对于那些在大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来说，差距更大，不出所料的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表现都特别好”。
Evan Gerstmann认为，要解释这种现象，重要的不是学校，而是学生。Stacy Dale和Alan Krueger在2011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一篇论文称，若我们将这些精英大学的毕业生，与那些没去精英大学上学但也没去不那么知名的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进行比较，那么这样的收入差异就会缩小甚至消失。根据他们的调查，学生未来的收入如何反而与SAT成绩相关性更高一些，而不是上没上过这些精英大学。
只不过，这个研究也有着局限性。它没有涵盖所有的精英大学。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结果不适用于有色人种和贫困的学生。Evan Gerstmann认为，我们依然缺失对贫困学生的讨论。入读精英大学并不是成功的捷径，那些试图通过贿赂而进入精英大学的人应该认识到，入读精英大学对他们的孩子以后富裕不富裕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不过是他们让子女去名校镀金罢了。
而在Vox上，Dylan Matthews补充了这种看法。他也认为，这些社会精英通过贿赂来让他们的子女上精英大学的做法很愚蠢，因为他们的孩子是最不可能因此受益的。Stacy Dale和Alan Krueger的确证明了毕业生未来在收入上的成功与是否上精英大学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上过精英大学的女性的收入会更高，这是因为她们不太可能因结婚或生育而离开劳动力队伍，这直接推高了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
根据Raj Chetty, John Friedman, Emmanuel Saez, Nicholas Turner和Danny Yagan的研究发现，精英大学很容易就能让贫困学生的未来收入上升到全美国前20%，它们尤其擅长将贫困学生的收入上升到全美国的前1%。比如，在哈佛大学，有超过半数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在32-34岁收入排在全美国的前20%
（58000美元）
，有八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进入全美国排名的前1%
（197000美元）
。而斯坦福大学的表现更好，它让18.5%的低收入学生在32-34岁收入排在全美国的前1%。
不过，在这些精英大学里，这些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在2013年，只有4.5%的哈佛学生家庭收入不超过20000美元，在耶鲁大学，这只有2.1%。这说明，对于贫困学生来说，精英大学在帮助他们实现阶层上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多招一些贫困学生。
Dylan Matthews认为，有许多方法能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进入精英大学。Caroline Hoxby和Sarah Turner的研究发现，他们向贫困优秀高中生免费给予申请这些精英大学的信息和建议，一个学生的成本只有6美元，就能增加他们进入精英大学46%的可能性。
当然，一些质疑者会担忧，若大量的贫困学生入学之后，阶层流动的效应就被削弱了。John Friedman估计，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的入学人数是那一年入学的贫困学生的6倍时，这时普林斯顿大学是最具有阶层流动效应的。
普林斯顿大学
所以，Dylan Matthews认为，若这些精英大学不要尊严的话，不如先设定一个SAT成绩的底线，然后让这些精英大学给这些富裕家庭拍卖20%到30%的入学名额。其余的名额给收入较低的学生，并且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孩子预留位置。而拍卖的收益就可以免去这些贫困学生的学费。
这个建议并不是异想天开，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公司高级主管Michael Cappucci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想帮助更多贫困学生，哈佛大学可以扩招到甚至20000名学生，使学校能更有效地为贫困儿童提供阶层上升的机会。恰如哈佛大学教授、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不平等被利用来帮助我们当中境况最糟糕的人的话，那这种不平等有时是合理的。
参考资料：
https://www.vox.com/the-highlight/2019/5/1/18311548/college-admissions-secrets-myths
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9/03/history-privilege-elite-college-admissions/585088/
https://www.vox.com/2019/4/1/18277492/college-admissions-scandal-harvard-poor-studen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evangerstmann/2019/03/13/the-irony-of-the-elite-college-admission-bribery-scandal/#67690b021ce5
https://www.vox.com/2019/3/14/18265576/college-cheating-scandal-fbi-lori-loughlin-felicity-huffman
作者
徐悦东
编辑
安也 校对翟永军